社交媒体舆论熵的形成与控制 ——以“长春长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舆论的传播从报纸时代的常量变成了难控的变量。社交媒体空间与现实世界的深度融合让各类问题在网络空间不断地延伸、演化甚至畸变。由于社交平台舆论主体多元化、传播平台多样化和舆论交锋复杂化等特点，各类无尺度、无把关、不规范的信息传播使得社交媒体的新兴舆论场域博弈成为一种常态，社会风险的次级效应在这种“媒介化风险”中不断被强化。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霍华德用“熵定律”解释社会的若干问题，认为“熵”就是 “无序化”的度量， “无序化”代表着混乱，当熵的程度外部环境的干扰使得“无序化”不断增加时，系统将很难围绕正确的目标而有序进行，从而造成熵值的增加与社会控制的紊乱。社交媒体中舆论的畸变与舆论场域的博弈失控，本质上来讲就是熵控问题，熵值的大小可以判定舆情系统的有序和无序程度，从而更好地借助于对舆情的定性认知进行舆情的治理。因此，讨论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舆论熵的是如何形成，并探讨其控制与引导的优化措施，是有必要的。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呈现的舆论特点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自2018年7月爆发，一度引发舆论高度热议，不断被强化的公众议题在网络集群效应下，个人的情绪表达与利益诉求在集群引导下被无限放大，情绪失控、信任危机成为此次事件无法避免的舆论焦点。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的不同舆情特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舆论熵的发展过程。

一是社交媒体加剧了熵的积聚过程，缩短了危机由酝酿到爆发的时间。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狂犬病疫苗造假问题进行了通报，7月19日与7月20日长生生物与深交所根据通告各自做出了相关反应，到了7月21日，南方周末原记者“兽爷”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疫苗之王》一文，迅速引爆朋友圈与微博，使得此次事件从潜伏期迅速发展到爆发期，各类自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此类行为。短短6天，随着信息量的井喷，人们的情绪从关注事件本身逐步扩展到对疫苗安全问题乃至监管部门的不信任，核裂变式的传播使得熵积聚的频率加快，民众在关注事件发展过程中，由于信息的多元无序性，社交媒体中的舆论熵从事件初显到爆发过程中表现为个体的焦虑、情绪失控、对权威机构的不信任甚至社会的舆论不稳等。

二是自媒体代替深度调查报道促使舆论熵的进一步累积。从此次事件中由“兽爷”引爆话题到各类自媒体的跟风而上，一方面是传统深度调查报道的没落，另一方面由于自媒体信息传播“把关人”的缺失，部分自媒体文章有失偏颇、观点片面，甚至一些为了博人眼球的假新闻也甚嚣尘上，无形中加重了民众对于官方发声的不信任感，这种公共信任危机使得舆论引导功效进一步减弱。香农·韦弗认为消除不确定性就是消除无序性，信息传播的功能就是提高有序性或降低无序性。社交媒体中的舆论，因为信息的冗杂过载与把关人缺失等多重原因，导致舆论中的不确定性增多，社交网络中的有效能量的减少，必然意味着舆论熵值的升高。

三是舆论熵的增加促使网络集群的进一步形成。正如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中各类微博话题的发起，线下民众组织自查疫苗本等各类行为，在此类社会公共议题中，一旦人们的负面情绪与不信任感在各类信息熵的促进下不断增强，舆论的熵值即不确定性与无序性的上升带来的将是有效能量的减少，这种能量就是话语权利、权威等。基于此，为了获得个人话语力量与权利，分散于网络空间中互不相识的但具有相同认知与情绪的网友将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聚集达成共识，以期通过展现共同的情绪、情感而获得话语权。

社交媒体舆论熵形成的主要原因

社交媒体的特性使得各类公共议题的舆论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交错混杂，不断经历裂变复制、酝酿、放大、消退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的有效管控将随着舆论熵的不断增加而变得困难，严重阻碍信息的正常交流与舆论表达交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一是社交媒体信息的冗余与过载。美国学者奥林·克拉普认为，熵定律中，当信息的增加超过信息本身的意义时，信息将如同能量一般降级为冗余的噪音，最终成为熵。即信息本身是具有固有意义与知识的，而熵作为信息的反面，获得有效信息意味着熵的降低，而熵的增加则意味着人们实际能从众多冗余的信息中获取的有效信息减少。在社交媒体中，信息源与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促使信息过载现象出现，信息剧增导致使用主体产生烦躁情绪，舆论形成中各类情绪的裂变耦合使得舆论熵自然也就形成并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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