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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苗和免疫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 ——迈向生命政治的双

埃斯波西托是意大利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那不勒斯大学的理论哲学教授、欧洲政治词典研究中心和欧洲法律与政治词典国际中心的创始人之一,由于专注于对生命政治理论的研究而遐迩闻名。埃斯波西托认为,在思考生命与政治的关系上,福柯生命政治本身蕴含两种彼此对立的发展趋势,即生产性的、积极性的、扩展性的与否定性的、悲剧性的、压缩性的两种生命政治理解方式。虽然这种解释线索并没有得到福柯本人清晰的描述和肯定,但是却被意大利的许多学者接受。对于以阿甘本与奈格里为代表的两种占主导地位的生命政治阐述路径,埃斯波西托的政治旨趣和理论目标并不在于表达哪一种路径正确地指向了当代政治哲学和社会现实生活,也不是在两者中选其一而反对另一种,而是诉诸寻求某种范畴、某种术语把这两种相对立的路径连接起来,共同探索其中的奥秘,这便是不同于以上两种阐释路径的免疫范式的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生命政治是以一种更加生物化、医学化和政治化的态度来审视生命与诸多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以免疫范畴为核心的生命与政治的分析路径,即展现死亡政治学与建构一种肯定性生命政治。不可否认,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诸多政治关系、政治现象和哲学范畴需要我们为新时代所展现出的各种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话语讨论视角和解读模式,而埃斯波西托的免疫范式的生命政治是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另一种新颖的考察方式。

一、免疫:Munus的原初维度与语义延伸

埃斯波西托的理论研究方向倾向于对传统政治哲学核心范畴进行解构,具体表现为对范畴的词义溯源,对此种研究方式着迷的还有阿甘本。在此,埃斯波西托对于免疫(immunitas)范式的考察,首先是将其置于对共同体(communitas)词源研究的语境之中,因为两者的词源构成具有相同的词根munus,这成了埃斯波西托展开其理论建构的突破口。其次,免疫范式的生物-医学学科特征与政治-法律制度的跨领域交叉,使得免疫范式日益复杂与多元。由此,埃斯波西托期待这能够带来一场有关生命与政治的术语革命。

18世纪开始,由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社会历史演变浪潮的影响,欧陆哲学掀起了对“共同体”概念的热烈讨论,这尤其体现在社会学、文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等领域,正因为不同学科领域的广泛研究,而使“共同体”概念呈现出了鲜明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而埃斯波西托试图从共同体的词源学与语义学角度出发,并注入免疫范式,从而实现对传统政治哲学“共同体”界定的颠覆与重构。与南希从“共同体”的拉丁语(communitas)的前缀cum(“和”、“一起”)出发相反,埃斯波西托将研究触角伸向了一个一直被忽视的对象,即“共同体”拉丁语的后一个组成部分munus,在古罗马语中它所指涉的是“义务、职责、礼物”(1)Roberto Esposito,Communitas,TheOriginandDestinyofCommunity,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p.5,p.6,p.5.的意义。而从munus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免疫范畴与共同体的否定的辩证关系。首先,需要清楚的是共同体的双重语义内涵:一是神话维度。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谈及了诸神指派普罗米修斯与厄庇墨透斯任务的故事(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1-443页。,由于厄庇墨透斯的遗忘与过失导致了人类的一无所有,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而不惜触犯神界天条,为人类盗取了技艺与火种,并以礼物的形式赠送给了人类。除此之外,人类正义与尊敬的获得也是天神馈赠的礼物。因此,人类共同体的最初起源并不是签订契约的结果,而是诸神赠送的神圣礼物而使得人类紧密相连,Munus便是内在于人类共同体之中的一种神圣礼物形式。二是义务关系维度。埃斯波西托对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礼物原则,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解说,“munus仅预示赠送的礼物,而不是收到的礼物。”(3)Roberto Esposito,Communitas,TheOriginandDestinyofCommunity,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p.5,p.6,p.5.正如天神赠与给人类的各种礼物,展现的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赠送行为,并不强求接受者以任何方式对此进行回应,除了自身不断地执行赠与行为。也就是说,人类共同体的成员紧密相连的唯一条件,即是不断地给予他人礼物,自身不拥有任何财产、任何身份,而且“共同体的主体是通过义务而被统一起来的”(4)Roberto Esposito,Communitas,TheOriginandDestinyofCommunity,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p.5,p.6,p.5., “因为,人们必须赠与,不能不赠与。”(5)Roberto Esposito,Communitas,TheOriginandDestinyofCommunity,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p.5,p.6,p.5.赠送礼物的义务关系行为便构成了人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连接纽带。而免疫则是对共同体上述两种语义内涵的颠倒。“immunitas不仅是一种免于职责,或者免除礼物,它是打破相互间的礼物馈赠的社会循环的东西,赠送礼物是术语communitas最早也是最有约束力的含义。假如共同体的成员是由归还munus的义务而联系起来的,如此界定他们的话,通过把他自己或者她自己从义务中释放出来,并置于共同体之外,他们就是免疫的。”(6)Roberto Esposito,Immunitas,TheProtectionandNegationofLife,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Cambidge:Polity Press,2011,p.6.因此,从免疫范畴的语义内涵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几种特征:第一,与共同体的原初语义相对立,即不必履行共同体成员必须履行的礼物原则,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再是建基于赠送礼物的义务关系,而是基于对外界风险的规避以及个体特殊身份与边界的重建。因此,免疫暗示对一切既定规则的背离。第二,免疫开始指向一种特殊境况,亦或是由共同体成员遭遇的环境所决定。由于共同体本身的缺陷而使其成员暴露于危险之中,这种特殊境遇激发了共同体成员对生命保护的愿望,从而需要免疫原则来消除自身所面临的各种危险。在这一层面上,埃斯波西托把免疫原则的创建追溯到了霍布斯,因为霍布斯认为在早期原始社会,人类是处在一种相互斗争、残酷厮杀的自然状态,即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7)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5页,第131页。。人类共同体对周遭环境中诸种危险的恐惧以及心理隐藏的不安全感,急需一种共同权力来使他们摆脱对危险甚至是死亡的畏惧,然而,“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权力,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8)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5页,第131页。即人人相互订立契约而形成集体意志的代理人——国家。国家的形成即是免疫原则的具体体现,它使得共同体内的成员能够获得一定的和平与稳定,并且使其具备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从而使成员们摆脱暴力死亡的恐惧。因此,恐惧与自我保存的需求引发了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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