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权到话语力全媒体语境下政府传播能力建

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对应，人们对信息的需求由低层级转向高层级，表现为政府传播由“数量短缺型”转变为“优质不足型”。[1]所以，新时代提升政府传播能力意义重大。

一、“话语权”与“话语力”

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具体而言，话语权是言说者对话语的支配和掌控能力。言说者以自己为中心，持“信息传递”观念，着重追求对话语资源的占有和对话语规则的制定等。

与话语权有所不同，“话语力”不仅关乎“是否发出了声音”，更为重要的是发出去的声音能否被目标对象听进去，即鉴于话语的重要性，目标对象需要重视该话语并思考其对自己的影响。[2]以此为基础，笔者认为，所谓“话语力”是指通过话语实践互动，言说对象对话语的“关注度”与“认同度”，即话语对言说对象所产生的影响力。话语影响力首先是要引发言说对象的关注和重视，其次是获得他们的认同。在这一界定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其三个特征：以客体为中心，坚持“关系构建”的观念，强调对话、协商与认同。

概而言之，话语权通过话语资源的掌控对客体进行单向说服，以自己为中心，基于主体哲学；话语力则立足于主体间性，主张双向对话与互动协商，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彼此认同，进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二、全媒体与多元话语格局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与媒体融合的深入，人类社会步入“全媒体”时代，多元话语竞争格局逐渐形成。

（一）全媒体生态

基于媒介融合和全球传播，以生态论来看，全媒体生态由四个部分构成：境内的传统媒体，境内的新媒体，境外的传统媒体，境外的新媒体。新旧媒体不断融合，境内境外边界打破，共同形成了全媒体生态，成为政府执政的重要环境与资源。

（二）全媒体内涵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主体、客体、内容、形式、渠道、形态、时效和范围八个方面理解和把握“全媒体”内涵：从主体看，人人皆媒体。他们集用户和公民记者角色于一身，积极生产、主动传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力。从客体看，“地球村”里每一位数字公民都成为可以到达的传播对象，数量巨大。从内容看，用户参与生产内容，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包。从形式看，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集成为“富文本”，直观、形象、立体和生动；从渠道看，传播渠道丰富多元。从形态看，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形态叠加在一起。从传播时效看，传播速度快，实时同步传播和时间上不间断的“全天候”传播得以实现。从传播范围看，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愿望逐步实现，空间障碍被克服，实现了无缝衔接式的全球传播。

（三）多元话语

无论从全媒体生态构成还是其具体内涵看，话语权的垄断开始被打破；言说对象成为话语主体，开始了用话语掌控自我命运的新尝试。

首先，与全媒体生态对应，多元舆论格局和话语生态体系正在形成。境内的传统媒体话语、境内的新媒体话语与境外的传统媒体话语、境外的新媒体话语相互交叠，围绕着“真相揭示、权力再生与认同获取”建构起了一个多重的、动态的话语空间。凭借对话语资源的占有与掌控，进而获得话语权及其公众认同的传统方式开始受到挑战。

其次，从全媒体内涵来看，时间不再是问题，空间也不再是障碍，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与自己想沟通的对象进行话语互动；话语内容既有生活琐事，也有家国大事，丰富多元；话语表现形式不断丰富，从文字向影像转向，从单一文本向“富文本”转向。依靠对话语资源的占有优势和对话语实践规则的绝对掌控实现话语权的做法遭遇挑战，赢得公众认同的难度不断增加。

总之，在全媒体时代，借助对话语资源的占有以及对话语实践规则的掌控进而主导话语权的努力日益变成徒劳，获得公众关注、认同与支持更是遇到了障碍和瓶颈。

三、政府传播能力现状

当前，政府传播存在如下不足：对新时代政治文明的传播不够生动，缺乏符号化、具象化的传播元素和生动性、新颖性的叙事结构；对价值理性的引导不够充分，造成价值传播的柔性功能缺失，不能满足公民对新时代生活的更高层级的价值需求； 对现实话题的关注不够全面，政府传播的政务内容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现实话题出现脱节和错位。[3]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政府的传播能力“话语权与话语力不匹配”。在国内，政府依然占有重要话语资源和掌控话语实践规则，话语权强大；但话语力则相对较“弱”。国际上，中国话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不匹配； 中国不断强化媒体“走出去”，或在原有基础上增设站点、频道与分支机构等，话语资源也在不断增加，但这些话语资源并未转化为话语力，至少没有充分转化为话语力，未能获得理想的国际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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