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的影响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儒家“礼”的思想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说：“为国以礼。”［1］（P93）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2］（P106）“礼”成了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有效工具，“礼达而分定”，进而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境地，其实质是要求遵循相应“礼”的法则，制定一种内部秩序规定从而对社会进行管理，最终达到人与人、人与家族或社会的秩序化。“礼”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规范和制度。《说文解字》中有“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3］（P122）。只有按照“礼”的仪式行事才能得到鬼神的赐福和保佑。“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制、方位等方方面面，使建筑的功能由原始社会的最初最简单的抵御防护的物理功能，扩展为带有特殊意义的社会功能，从而使建筑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语言。

《史记·礼书》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4］（P103）古人认为：天地是生命的本体之源，祖先是家族的根本之源，国君是治国的标本之源，所以要尊重天地、敬拜祖先并突出国君的地位。“礼”在儒家的心目中，是维系天地人伦、上下有序的宇宙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准则。

古代基于“礼”而出现的建筑有两种类型：一是“将整个建筑形制本身看作是‘礼制’的内容之一……同时另外也产生了一系列由‘礼’的要求而来的‘礼制建筑’”［5］（P100）。前者以民居、宫殿和都城等为主要代表，这类建筑除了居住、朝政和防御等功能外，“礼”的内容也影响了其形制和布局，但“礼”的内容仅仅是其功能之一，而非全部；后者如宗庙、祠堂、社稷、明堂以及墓葬等为祭祀、纪念、教化等目的建置的建筑物或其附属设施，“礼”是其全部内容，因而被称为“礼制建筑”。这种因为“礼”的需要而出现的“礼制建筑”，是一种带有特定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建筑形态，也正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社会秩序，保持其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稳定的一种媒介或是载体。

“所有礼制建筑的设计都充满象征主义的构想，这是古代追求内容和形式统一的一种基于玄学的表达方式。”［5］（P101）礼制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宗教性质，和宗教起源关系密切，历史悠久、延续持久，艺术成就代表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其地位远高于居住、商用等实用性建筑，这是因为“礼”在建筑类型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庞大的礼制性建筑系列，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类带有礼制性的建筑，其文化意义首先表现为崇拜兼审美的双重性质及内涵。它所祭祀的对象，无论天地、日月、山川、星辰还是祖宗、著名历史人物，都是人们所仰慕、敬重、崇拜的对象。”［6］坛、庙等这些特殊类型的建筑形态，虽然不像佛寺、道观那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特征，却表达了一种热烈的家国情怀的崇拜意义；虽不像宫殿、民居那样具有浓烈的政治伦理意味，却渗透了人伦关系中的社会伦理、道德伦理，从而成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审美思想的物质载体。

一、坛、庙：天人合一、敬天尊地

农业社会的生存空间由天与地构成。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天是雨水之源，滋润万物生长。农业民族对天具有难以割舍的崇敬、畏惧和依赖之情，他们把天地比作父母，形成了天地代表着神圣、权威的传统文化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的意义非常广泛。道家认为“天”是自然之道，是人和一切事物的根源；儒家则认为“天”既是自然的也是道德的，且赋予人类生命和德性，主张“天人相合”。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P18）《周易》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8］（P92）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建构的核心理念：天人合一、敬天尊地。

当先哲们期望建立一种稳健平和的社会秩序和人文关系，试图将对天地、神明的祭祀、礼仪导入人际关系时，“礼”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在逐步完善和发展中成了一种制度。《孝经》中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9］（P132）礼俗、礼仪、礼节在不断地创造、拓展、改革中得以逐步成为正统的礼制，形成有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礼”的文明。最早记载中国古代礼制的著名典籍有《周礼》《仪礼》和《礼记》。“礼”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生活习俗，以神圣化的礼仪行为感化或限制初民的原始冲动；二是具有文明社会等级关系的含义，将礼的习俗与礼的制度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礼制的全部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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